Friday, October 31, 2008
Thursday, October 30, 2008
【知識通訊評論】巴西庫瑞提巴的城市典範
專題報導 10/01/2008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七十二期】2008.10.01
打破新興國家都會難以兼顧蓬勃發展、規劃有序以及社會公平的常態，巴西南部大城庫瑞提巴市以交通規劃為核心，整合都市計劃、環境、社會及經濟政策，以居民的福祉為先的努力，半世紀來逐漸開花結果，成為金磚四國都市發展最出色的一顆明珠。
多數新興國家的大都市，往往有交通壅塞、空間擁擠、貧富差距懸殊、環境汙染嚴重、治安不佳等問題，縱使有些國家靠著先天條件或政府不同形式的強力介入，能解決其中一二，這些問題中的大多數仍是都會區生活品質難以跨越的障礙；先進國家尚且不易克服之，資源有限的新興國家更只能「先求有，再求好」。
庫瑞提巴市(Curitiba)是巴西南部的第一大城，人口約一百八十萬（全國第七），若計入生活圈內二十五個鄰近城鎮的人口，則達三百五十萬以上。該市的經濟表現較人口數更為出色，創造超過一百七十億美元的國內生產毛額（GDP），為巴西全國第四高。但在各項數據之上，更重要的是庫瑞提巴居民享有的優良生活品質：便利的交通、免費的醫療照護及教育資源、雨露均霑的工作機會、既多且廣的遊憩綠地……等。一九九六年聯合國的「第二屆人類集居地會議」的主席稱讚庫瑞提巴為「全世界最佳創新城市」；庫市被視為都市發展的典範，被各國學界深入研究、政界頻頻取經，可謂實至名歸。
庫瑞提巴的優勢，除歷任領導人的遠見外，更在於交通、都發、環境、經濟等政策的高度整合。
高瞻遠矚，「人」暢其流
以技術層面而言，庫瑞提巴的成功，主要環繞著近四十年來，優異而創新的交通規劃。一九六八年，建築師勒納（Jaime Lerner）帶領著帕拉那省聯邦大學的團隊，提出了「三重道路系統」：兩條單向行駛的街道，之間夾以一條僅容兩公車專用道的街道。五條從市中心幅射而出的三重道路，以及將一條行人大量使用的馬路改為徒步街，有效解開了交通的死結。而精心設計的公車系統，以及由交通帶動的都市計畫，讓庫瑞提巴市在都市成長同時，維持交通的暢行無阻。
一九七四年起，庫瑞提巴的大眾運輸系統已經頗具特色。公車網路四通八達，並採用特製的低底盤、寬車門公車，讓服務效率最大化，也提高了乘客的舒適度。不斷演進的公車系統一直扮演著庫市大眾運輸的主軸：除連結住宅區與鬧區的傳統公車外，各式公車專用道、直達車一應俱全，還有連結住宅區，避開交通繁忙的鬧區的住宅區公車；至二○○一年，該系統每日運量已達兩百一十四萬人次。
公車系統的限制是每車運量不足，或曰「乘客─駕駛比太低」；但庫瑞提巴一向勇於嘗試公車本身的創新設計，也逐漸克服此問題；勒納擔任市長任內，請瑞典沃爾沃（Volvo）公司為該市特別打造了能容納近三百名乘客的公車，突破了這項先天劣勢。據勒納後來在市長任內的評估，類似地鐵的中高運量捷運系統造價是輕軌系統的十倍，而輕軌系統建置成本又十倍於公車專用道系統。庫瑞提巴市靠著數十年來的先見之明，以公車大眾運輸一路帶動都會區的發展，並有計劃地擴張城市以疏散人口、維持交通及環境品質。
庫瑞提巴的發展，比起世界許多城市為了在交通已然打結的人口密集區砸重金興建捷運，來追趕運量需求和減低污染的大計畫，更為成功。庫瑞提巴的公車運輸系統，以及現行的多截式公車，成為許多國家城市仿效的對象；從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厄瓜多最大城瓜亞基爾，乃至美國洛杉磯「橘線公車捷運」。
交通政策的效益不只在改善交通本身。據長期在庫瑞提巴市服務的官員回憶：交通線路一旦建置完成，沿路的居民往往也開始自發性地改善市容、修繕房屋，而這又創造了更多經濟活動和工作機會，形成良性循環。
便捷的大眾運輸，也為庫市的產業發展提供了不少優勢。在巴西其他大城，市民通勤的平均時間可能高達四小時；相對之下，庫瑞提巴市民很少需要花超過一個小時的車程上下班；而且，單一票價制對長途通勤者具有一些補償效果。而且，大眾運輸建設走在區域發展之前，也讓城市的規劃容易許多。
工商區和住宅區間隔交錯，而非互相混雜或距離太遠，使產業獲得人力供給的優勢，居民也兼得通勤便利和生活品質。庫瑞提巴的南環線（Circular Sul）連結了企業育成、職訓中心、所需的的各項資源以及人口密集區，為對創造就業機會和經濟均富有較大貢獻的中小、微型企業，提供了存活、茁壯所不可或缺的養份。
細膩手法，人民第一
庫瑞提巴的日裔前任市長谷口(Cassio Taniguchi)曾提出宣言：「在我的觀點中，城市，人民居住的城市，是國家前進的動力。城市是家、是工作場所、是休閒娛樂之處。市民，則是這個大家庭的靈魂。」谷口承襲的卓越傳統，是庫瑞提巴以民為本的精神。除了前述的大眾運輸規劃外，庫市在社會、環境等政策領域上也可見此風格。例如，環境髒亂擁擠的貧民窟曾是庫瑞提巴發展的一大障礙；相對於其他國家城市採取的忽視或以「公眾利益」為名的鐵腕拆遷政策，勒納擔任市長時，採取「垃圾換公車票」、「垃圾換雜貨」等政策，市容立時清淨。
庫市的交通建設，在市區很快地帶動了居民自發的市容美化、房屋修葺更新等；在外圍地區，此益處卻不明顯，原因是這些地區過於貧窮，無法自力改善生活環境。政府採取的措施，則是輔助民眾，創造適合該區居民的就業及經濟發展計劃。當局提供的免費醫療保健、托育照護、教育資源，更讓居民有餘力提升生活品質及社區環境。政府提供的基本資源如同火苗，點燃市民的自尊和能力，推動城市進步，也縮小了貧富差距。
小「城」本，大收穫
對於開發中國家的地方政府而言，資源的不足，往往是建設上的一大挑戰。幾十年來，巴西的庫瑞提巴當然也得面對這項令人頭痛的限制；然而，庫市克服種種困難時靈活而有創意的手法，造就了其卓越不凡。
「垃圾換公車票」、「垃圾換雜貨」等政策，改善了市內貧民區的髒亂問題；勒納在庫瑞提巴附近充斥垃圾的水域，也援引這個成功經驗。市政府論重計費，收購當地漁民從水中打撈出的所有垃圾。比起發包雇請企業清運水域中的垃圾，庫市的作法以相對甚低的成本達成了所需的效果，並且直接照顧基層漁民生計（尤其平衡了漁民在漁業淡季收入匱乏的問題）。
庫瑞提巴數十年來「交通建設引導都市計劃、區域發展」的策略，也容許了該市以「公車式捷運」的低成本，作到其他城市斥資興建中高運量捷運、輕軌的效果。庫市的公車系統規模和效率均優，是世界少數公車不需依靠政府補貼的城市之一，這也減輕了市政府財政上的後顧之憂。而庫市在公園綠地的發展，更是一個以較低經費，卻達到數倍、多重效益的例子。
河岸的平原是城市裡美麗的風景；但暴雨時可能淹水的河濱，站在市政府的角度，毋寧說是一顆不定時炸彈。經費充裕的都市（例如美國的紐奧良、沙加緬度）砸大錢建造維修堤防；庫瑞提巴則在一九七○年代就逐步將河岸規劃成休閒、公園用地，開發上也以保留自然景觀為主，省下了修築堤防的大筆預算。至今，庫市已是市民平均享有公園綠地面積最大的城市之一；其增進的環境品質，以及預防過度開發的河岸地區淹水損失的效益，更難以估量。
河濱公園裡生長迅速的草地，換作是其他的市政府，只怕是想到編列修剪經費就頭大。在勒納市長任內，市政府的解決方案是「放羊吃草」；屬於公有財產的綿羊，反而貢獻了市府推出的兒童計劃所需經費。根據一九六五年即任職庫市的谷口前市長回憶，公園的開發，在七○年代市政府的施政方針中，屬於「休閒娛樂計劃」項下的建設。以當時統治巴西的軍政府觀點，有關休閒娛樂的方案均屬多餘；於是庫市改弦易轍，將公園的建設移至「防洪計劃」項下，終獲軍政府認同。這項軼事說明了，庫瑞提巴當局的靈活思維，也是其施政常能綜得環境、康樂、社會公平、財政、交通等各種軟、硬性效益的原因之一。
庫瑞提巴市政「前瞻、利民、創意」的三大優點，以及政策規劃上，整合都市計劃、環境、社會及經濟等多方面政策的用心，讓庫市從不起眼的一般區域級大城，發展成繁榮幸福的世界級都市規劃典範。在都市化逐漸成為人口分布主流的今天，庫瑞提巴的經驗，值得各國的新興都市，以及規模持續發展的現有都市學習。
Wednesday, October 29, 2008
【三聯生活周刊】一位摄影师与50张瘟疫的面孔
一位摄影师与50张瘟疫的面孔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摄影 国际 照片 James 摄影师 战地 面孔 Nachtwey 詹姆斯·纳希微
2006年，920万人被诊断为结核病（TB），170万人死亡，平均每18秒钟1人，几乎全部在发展中国家。TB的两种变体——多重耐药性结核病（MDR-TB）与极端耐药性结核病（XDR-TB）的出现与蔓延，使人类再次回到“TB的前抗生素时代”，但世人对这种潜在的全球性流行病威胁却茫然无知。从西伯利亚寒冷的监狱到柬埔寨湿热的乡村诊所，著名的战地摄影师詹姆斯·纳希微（James Nachtwey）用5个月的时间游历了7个TB肆虐最为严重的国家和地区，拍摄并记录这场古老瘟疫带给人类的新灾难。
一年前，詹姆斯·纳希微得到TED基金会的10万美元奖金——这个基金会每年为3个人提供10万美元，帮助他们实现一个“改变世界的心愿”——他的心愿是，利用他的摄影机，提高全世界对耐药性结核病的认识（这种病曾被“无国界医生组织”评为2007年最被遗忘的十大人道危机之一），并展示数字时代新闻摄影的力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的拍摄是秘密进行的。
10月3日，纳希微的50多张照片，以重磅炸弹的姿态向全球发布。世界各地50多个城市街头的大屏幕，包括纽约林肯中心、伦敦国家剧院，连续播放;同日出版的《时代》周刊用8个页码刊登这组照片;同时，TED网站也以幻灯片视频的形式发布这组故事，以病毒传播的势头传遍整个网络。这种夸张的宣传方式与纳希微一贯低调的处世风格很不相符，但无疑达到了很好的效果。一个摄影师凭借50张照片掀起一个震惊世人的全球性议题，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故事。
关于TB的卷土重来，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NGO）有许多骇人的数字，而纳希微做的，是为这些数字加上一张人的面孔。
在一张照片中，一个瘦骨嶙峋的男孩，手臂伸展仿佛在祈求，但目光漠然地盯着天花板，他的母亲温柔地将他抱在怀里。这个男孩叫Chan Thai，12岁，柬埔寨乡村一个农家的孩子。他在家中因高烧和抽搐突然昏倒，被送到医院。摄影师的快门按下之前，他正遭受脑膜结核引发的剧痛，精神上处于一种混乱状态，所以，他有那种空白的、遥远的眼神。50多张照片中，你会看到许多相似的眼神——像那个白发老人盘腿坐在病床上，靠向床边的氧气筒，茫然凝视着不远的地方。那种眼神让人灵魂无法安静。
很多照片是在极近的距离里拍摄的。这些人愿意让这个扛着相机的陌生人进入他们的生活，记录下他们如此悲伤、私密、无助的时刻，是因为他们希望外界看到他们的处境。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自己的声音，这些照片给了他们声音。黑白的画面，干净、冰冷，又涌动着灼热的痛苦，在纳希微的照片面前，文字是无力的。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摄影 国际 照片 James 摄影师 战地 面孔 Nachtwey 詹姆斯·纳希微
2006年，920万人被诊断为结核病（TB），170万人死亡，平均每18秒钟1人，几乎全部在发展中国家。TB的两种变体——多重耐药性结核病（MDR-TB）与极端耐药性结核病（XDR-TB）的出现与蔓延，使人类再次回到“TB的前抗生素时代”，但世人对这种潜在的全球性流行病威胁却茫然无知。从西伯利亚寒冷的监狱到柬埔寨湿热的乡村诊所，著名的战地摄影师詹姆斯·纳希微（James Nachtwey）用5个月的时间游历了7个TB肆虐最为严重的国家和地区，拍摄并记录这场古老瘟疫带给人类的新灾难。
一年前，詹姆斯·纳希微得到TED基金会的10万美元奖金——这个基金会每年为3个人提供10万美元，帮助他们实现一个“改变世界的心愿”——他的心愿是，利用他的摄影机，提高全世界对耐药性结核病的认识（这种病曾被“无国界医生组织”评为2007年最被遗忘的十大人道危机之一），并展示数字时代新闻摄影的力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的拍摄是秘密进行的。
10月3日，纳希微的50多张照片，以重磅炸弹的姿态向全球发布。世界各地50多个城市街头的大屏幕，包括纽约林肯中心、伦敦国家剧院，连续播放;同日出版的《时代》周刊用8个页码刊登这组照片;同时，TED网站也以幻灯片视频的形式发布这组故事，以病毒传播的势头传遍整个网络。这种夸张的宣传方式与纳希微一贯低调的处世风格很不相符，但无疑达到了很好的效果。一个摄影师凭借50张照片掀起一个震惊世人的全球性议题，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故事。
关于TB的卷土重来，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NGO）有许多骇人的数字，而纳希微做的，是为这些数字加上一张人的面孔。
在一张照片中，一个瘦骨嶙峋的男孩，手臂伸展仿佛在祈求，但目光漠然地盯着天花板，他的母亲温柔地将他抱在怀里。这个男孩叫Chan Thai，12岁，柬埔寨乡村一个农家的孩子。他在家中因高烧和抽搐突然昏倒，被送到医院。摄影师的快门按下之前，他正遭受脑膜结核引发的剧痛，精神上处于一种混乱状态，所以，他有那种空白的、遥远的眼神。50多张照片中，你会看到许多相似的眼神——像那个白发老人盘腿坐在病床上，靠向床边的氧气筒，茫然凝视着不远的地方。那种眼神让人灵魂无法安静。
很多照片是在极近的距离里拍摄的。这些人愿意让这个扛着相机的陌生人进入他们的生活，记录下他们如此悲伤、私密、无助的时刻，是因为他们希望外界看到他们的处境。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自己的声音，这些照片给了他们声音。黑白的画面，干净、冰冷，又涌动着灼热的痛苦，在纳希微的照片面前，文字是无力的。
詹姆斯·纳希微出生于纽约，成长于60年代，越南战争和美国民权运动对他影响至深，“我们的政府说的是一回事，照片说的是另外一回事，我相信照片”。他认为，是照片激发了美国人对战争和种族主义的反抗，它不仅记录历史，而且改变历史，“当照片变成集体意识的一部分，意识演化为良心，变化不仅变得可能，而且不可避免”。在这种理想主义的支持下，大学毕业后，他自学摄影，当过船员、卡车司机、新闻助理，直到1980年，才正式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独立工作。他追随的是罗伯特·卡帕的传统——“一个故事不一定要兜售什么，同时也是给予。”他获得过5次罗伯特·卡帕金奖。
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战地摄影师之一，纳希微一生走过大半个地球，南爱尔兰、朝鲜、阿富汗、卢旺达、南非、波斯尼亚、车臣、耶路撒冷、科索沃……见过这个世界无数恐怖悲惨的人和事。战争、贫穷、饥饿、毁灭、死亡，他的镜头为这些抽象名词赋予一张张具体的、饱受摧残的面孔，让人窥见苦难中千疮百孔的灵魂。“我是一个见证者，这些照片是我的证词。”他说，“我所记录的，不应遗忘，永不该重复。”
也许是多年的战地摄影经历，使他变成一个十分沉默的人，极少有笑容，显得过分严肃。在罕见的发言场合，他的声音低沉、缓慢而平静，几乎没有起伏，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无论这个事实如何地惨烈辛酸。他的克制使他看上去像一个禁欲者，但他的愤怒、挫折、悲哀和怀疑都倾注在照片里，尤其是愤怒。“多年的战地摄影师生涯里，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如何处理愤怒，把愤怒转化为一种能清晰视野的能量，而不是遮蔽我的视线。”80年代末期，他前往苏丹拍摄当地的大饥荒，《生活》杂志给了他一台录音机，让他在每天工作结束后录下自己的感受，作为照片的图说。他拍回了很好的照片，但磁带却是空的。因为他害怕谈论自己的体验，哪怕是对着一台录音机，也会消解他的愤怒，他需要愤怒使他的照片尖锐。他的照片因此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将人拉入现实的深处，恢复对苦难的感知力和同情心，开始关心那些比他们更大、更重要的东西。
拍摄TB，与拍摄战争、饥荒的理由是一样的——记录那些不应被遗忘、被遮蔽的真相，记录人性的挣扎，唤起人们在情感、智力、道德上的回应，并付诸行动。当重大的悲剧发生时，人们是愿意知道的，而且希望能做些什么，帮助改变那些身处不幸与不公正中的人的命运，这是他一直深信不疑的。
詹姆斯·纳希微第一次对TB感兴趣是在2000年，《时代》周刊派他前往南非拍摄艾滋病专题，他发现艾滋病总是与TB并行，因为艾滋病患者的免疫系统非常脆弱，极易受到TB病菌的感染，而且在感染之后，无法表现出可识别的症状，比如咳嗽、肺部阴影，血液中也难以检测，因此十分棘手。
事实上，极端耐药性结核病最早引起医学界的关注，正是源于2006年发生在南非祖鲁兰德一所教会医院的一场流行病。医生发现544名TB病人中有221人对一线抗TB药物产生耐药性，转变成多重耐药性结核病，即MDR-TD，不久，这些病人中又有53人发展为极端耐药性结核病，即XDR-TB，能耐受全部7种抗结核药物，包括全部一线药物以及几种二线药物，而且全部HIV阳性。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53人中的52人死亡。
不像HIV病毒，TB病菌本是可预防、可治疗的。通过第一线抗生素药物，比如利福平和异烟肼，只需6～8个月的时间，普通的TB病例是很容易治愈的。但在此期间，如果疗程中断或者不能有效管理，就可能出现耐药性，变异成MDR-TB，必须改用二线药物治疗，如喹诺酮、卡那霉素、卷曲霉素或者阿米卡星，服药过程更加繁琐，并伴有危险而痛苦的副作用，时间更可长达两年。对病人来说，每天的服药过程都是巨大的折磨。如果中途放弃或者出了差错，病菌继续对二线药物产生耐药性，则变异成XDR-TB，不仅治疗成本极其昂贵，而且基本上无药可救，因为根本就没有三线药物。
作为人类已知的最古老、最致命的疾病之一，关于TB最早的证据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的木乃伊。科学家估计，过去400年，TB在全球范围内杀死了20亿人，更多的人因它而残疾、失明。1945年，链霉素的问世使TB不再是不治之症。此后，利福平、异烟肼等抗生素药物的相继合成，令全球TB患者的人数大幅减少。一度人们甚至以为TB已被消灭，但事实并非如此。近几年，随着艾滋病在全球蔓延，一些国家的卫生系统太久忽略了TB的威胁，TB在世界各地死灰复燃，非洲、俄罗斯、中国、印度……它是典型的“穷人病”，绝大部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困的城镇和乡村。在南非，TB与艾滋病密切相关;在俄罗斯，TB的高发则与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相连，很多人感染TB，是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被药物、酒精和糟糕的营养状态拖垮。更值得警惕的是，TB变异出了更加强大而致命的耐药性结核病菌株——MDR-TB和XDR-TB，尤其是后者，万一失去控制，将是对公共卫生的严峻威胁。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目前全球范围内有50万MDR-TB病例，其中15%～20%可能是XDR-TB，49个国家报道过这种病例。XDR-TB经过变异之后，不仅异常强大顽固，而且很难诊断——TB可以在一天之内得到诊断，而XDR-TB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并且需要昂贵仪器设备和专业人员。
“我们还在否认，问题有多严重，以及还会变得多严重。”哈佛医学院的社会医学部主任吉姆·金说，“我们又回到了TB的前抗生素时代。我们太害怕回到那个起点，但我们已经在那里了。”
30年暴露在危险与冲突、痛苦与绝望、暴力与混乱中，需要有强大的内心力量，才能免于变得愤世嫉俗、消极遁世。纳希微受过五六次伤，感染过可怕的疾病，但内心始终坚守着一种怪异的乐观主义。他的照片中，无论处于怎样的苦难，总能看到一种生之亮色，人与人之间善意的安抚、温柔的触摸，绝境中生存的勇气。他始终坚信照片有改变世界的力量——摄影是一种介入，它能唤醒公众意识，造成公众舆论，最终付诸行动。从这个角度而言，他的照片对TB是一次及时的介入——在他的照片公布不久，美国总统竞选人麦凯恩和奥巴马都宣布了各自对抗TB的计划。
Thursday, October 02,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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