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劉冠麟；撰文／林衍億】
中國菜與日本料理博大精深，要如何點到適合的餐點，是門大學問，遠東飯店餐飲部副協理劉冠麟認為，點菜就得點出當地特色菜，一來嘗到經典菜色，二來也吃出店家好廚藝。
中國菜與日本料理博大精深，要如何點到適合的餐點，是門大學問。中式料理在台灣普遍有種現象，就是只賣一種地方菜，頂多兩種，絕少混合許多種地方菜色於一間餐廳。
坊間常見的中式餐館，不乏廣東菜、江浙菜、上海菜，以及重口味的四川菜等，地區不同，味道與菜色各有千秋，因此各系料理的重點亦有不同。
現在店家也常推出合菜類的套餐，以所謂「中菜西吃」的模式，將菜色、價格安排妥當，客人只須走進飯館，點想要吃的系列即可，連上菜時，都會有服務生分好菜，端到客人面前；但這樣一來，就少了點菜與吃合菜的樂趣。吃合菜，就是要店家端出一大盤菜，讓每位客人自個兒去夾，吃多、吃少由自己決定，才是吃合菜的樂趣，才有熱鬧的用餐氣氛。
吃中國菜，點菜也是一大學問，很多人會問，不就點自己愛吃的料理？這當然正確，但這樣會吃不到該店家或該地方料理的精髓，而且會忽略師傅的拿手好菜，反倒成了享用美食的一種遺憾。
在上桌點菜前，最好先搞清楚各地區的特色菜。尤其中國人是米飯的民族，地方料理雖各有不同，卻同樣以米飯或是搭麵食為主，再設計出配飯的各種菜式，所以中國菜香而濃郁，都是好下飯的原因。
上海菜 「首碟 」小菜花樣多
先說最出名的上海菜。上海菜以「首碟」這種冷盤小菜出名，像是香乾馬蘭頭、糖心蛋、魚香茄子蔥烤鯽魚、乾扁四季豆等，光看菜名就足以當一道上桌的佳肴；假如一人去上海飯館吃飯，可點四、五道首碟，另外點一碗清湯麵或餛飩，即可飽食一頓。
而上海菜不光首碟而已，像是一層層爛透入味的東坡肉，入口即化、口感綿密的清燉獅子頭，將雞連皮帶骨熬上一天的雞湯細麵，或是梅乾菜煎餅、醬爆蟹或者是大明蝦，都是絕品上海菜，當然要在點菜時，點上這幾道，才稱得上吃到正宗上海菜。
廣東菜 乳鴿 、脆皮雞首選
廣東菜以蒸魚、脆皮雞、乳鴿、豆腐煲等這類家禽、海鮮為主，到粵式餐廳用餐必點乳鴿，就能了解該店家的用心程度。乳鴿是香港喜慶宴會時常點用的料理，其冷凍新鮮程度左右端上菜時的美味口感。
認真的店家會在前一天現宰現殺乳鴿、急速冷凍後，迅速運往店內，讓店家在當天或隔天料理，若再延後，乳鴿肉質會衰退，且細菌量會提高，影響乳鴿原有的美味。
其次可點脆皮雞，台灣粵式餐廳常用放山雞或玉米雞為食材，而廣東菜中的脆皮雞以玉米雞最適合。雞隻少活動又吃玉米，使得肉質嫩而甜，而且得醃一晚，隔日才能油炸上桌，可說是費功夫、程序複雜的料理，點脆皮雞，同樣可嘗出大廚的用心與廚藝。
另外，也可以點薑蔥焗蟹加生麵底。常見的料理都會加粉絲，以吸收螃蟹的鮮味，但建議加進香港人常吃的生麵底，口感與滋味遠勝於一般的粉絲。最後要記得跟粵式餐廳要碗例湯嘗嘗，因香港以煲湯聞名，例湯也頗具水準，例湯是當日依據食材決定而熬的湯，日日口味不同。
四川菜 豆瓣魚、燒下巴必嘗
由於四川地區的人民較窮苦，所吃的料理偏重口味，一來，吃一口菜可扒上好幾口飯，二來當地天氣悶熱，口味重的食物容易入口，所以像是回鍋肉、豬大腸、豬血、凍豆腐等料理而成的毛血旺，或是樟茶鴨、辣子雞丁、麻婆豆腐等重口味的菜，都是進川菜館必點的料理。本地的川菜館相較於四川當地，味道已清淡許多，但要看出店家功力，可點辣豆瓣鯉魚，或是燒下巴，可看出師傅的料理功夫。
日式料理 講究新鮮精緻細膩
日式料理不單只是生魚片，其他菜式如燉煮或紅燒方式的煮物、油炸類的揚物、清蒸的蒸物及類似小菜卻十分耗工夫的漬物，嚴格來說，日本料理是精緻且細膩的料理。
日本料理強調新鮮，點菜宜考慮店家當天的新鮮食材為主，再聽從店家建議的料理方式；特別得視當天魚類的油質多寡，來選擇適合的料理模式，避免點到過油膩的魚類作成生魚片，讓人食不下嚥；分量上，端視個人飢餓程度，與宴客的客人多寡而定。
以宴客點選的菜色來看，建議的料理順序是：先是冷筍、日式沙拉這類清淡口味的前菜，再來是生魚片，以一人份生魚片來說，最好是來四、五片，而且一片一種魚；有的日本餐廳常會一種魚好幾片，最後只吃到一、二種生魚片味道，失了吃「沙西米」的樂趣。
或者，可選擇二到三種的握壽司，或者是天婦羅烏龍麵、牛肉細麵這類米飯、麵食類，日本料理看似分量少，但有醋飯或麵吃下肚墊胃，自然會提升飽足感；肚子還餓的話，可來碗湯泡飯，用味噌湯佐米飯一起食用；最後則可品享抹茶紅豆冰淇淋這類清爽的甜點收尾。
一人用餐時，不妨坐在壽司吧台，可看見當天新鮮的食材，想吃什麼就點什麼，也能就近觀察師傅的手藝，還可直接請師傅配選菜色，可欣賞師傅精湛的刀工之外，亦可專心品嘗美味料理，是最輕鬆、最沒負擔的享用美食方式。（本文選錄自《今周刊》556期）
Friday, August 17, 2007
歷史月刊 2007/08/17 環保運動的誕生──紀念雷切爾‧卡遜誕生一百週年
【文／余鳳高】
與一次戰爭，一場疾風暴雨般的政治運動甚至一次騷亂相比，書籍一般都難以產生那麼大的作用。但是有時候，一本書的確能掀起一場運動，引起社會的改革，甚至重大的改革。就在美國的歷史上，出生在英國的美國政論家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的一本只有50頁的小冊子《常識》，於1776年1月出版後，幾個月裡即銷售50萬冊，在獨立戰爭初期極大地刺激了人們的情緒，為半年之後通過的《獨立宣言》鋪平了道路。
美國女作家哈里亞特‧伊麗莎白‧比徹，即通常稱她斯托夫人（Harriet Elizabeth Beecher Stowe, 1811～1896）的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中文本最早的譯本是由清末翻譯家林紓翻譯的《黑奴籲天錄》），先是於1851年在哥倫比亞特區一家反奴隸制的報紙《民族時代》上連載發表，第二年出版後，第一天銷售量即創前所未有的3000冊的紀錄，第一年售出30萬冊，至1860年就至少被譯成23種文字，被公認為是美國「南北戰爭」（1861～1865）的起因之一。據說，在1862年「南北戰爭」高潮之時，美國總統林肯會見她時，曾這麼對她說：「那麼您就是寫了那本書引發這場偉大戰爭的那個小女人了！」
別以為這類傳奇式的故事都離今天太遠了，事實是就在不到半個世紀之前，一位美國作家，也是一位女作家的一本書，也起到類似的作用。
喜歡與大自然為伍
春天是鮮花盛開、百鳥齊鳴的季節，春天裡不應是寂靜無聲，尤其是在春天的田野。可是並不是人人都會注意到，從某一個時候起，突然地，在春天裡就不再聽到燕子的呢喃、黃鶯的啁啾，田野裡變得寂靜無聲了。美國的雷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 1907～1964）卻不一樣，她有這種特殊的敏感性。
生於賓夕法尼亞的卡遜從小就對大自然、對野生動物有濃厚的興趣。她的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個人在樹林和小溪邊度過的，觀賞飛鳥、昆蟲和花朵。她總是想將來做一個作家，並在11歲那年就發表了一篇短故事。她聲稱，是她母親將她引進了自然界，才使她對它們富有激情。
卡遜最早是按做一位作家的初衷進了當地賓夕法尼亞婦女學院的，但不久便改變主意，把主要學習的內容──英語改為學習生物學。接著，在1932年獲得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文科碩士學位，並一邊教書、一邊在麻塞諸塞州的伍茲霍爾海洋生物實驗室讀研究生，最後於1936年進了「美國漁業局」，擔任「水下羅曼斯」（Romance Under the Waters）這個專題廣播的撰稿作家；「漁業局」自1940起改名為「美國魚類和野生生物署」後，她仍留在這裡直至1952年。
描繪和表現大自然的強度、活力和能動性、適應性是卡遜的最大樂趣。1940年代開始，她根據自己對當時還不為多數人所瞭解的海底生活的觀察開始寫作。並取得相當的成績。以她1937年發表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上的一篇隨筆為基礎而寫的《在海風的吹拂下》，在1941年出版後，因其一貫的科學準確性和優美的抒情散文風格而頗獲好評，登上《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1943、1944年又出版了《來自海裡的食物：新英格蘭的魚類和水生有殼動物》和《來自海裡的食物：南大西洋的魚類和水生有殼動物》。1951年的《圍繞我們的海洋》為她帶了很大的榮譽：不但連續數十週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還獲得了「國家圖書獎」，被翻譯成30種文字。
1952年卡遜離開「美國魚類和野生生物署」，是為了能夠集中精力、把時間全都用到她所喜愛的寫作上去。當然她的努力也獲得十分優厚的回報，她不僅寫出了《海角》（1955）和她去世之後於1965年出版的《奇妙的感覺》，更重要的是她那為後來的「生態運動」發出起跑信號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2）。
一位朋友關於DDT的信
1958年1月，卡遜接到她的一位朋友，原《波士頓郵報》（Boston Post）的作家奧爾加‧歐文斯‧哈金斯（Olga Owens Huckins）寄自麻塞諸塞州的一封信。奧爾加在信中寫到，1957年夏，州政府租用的一架飛機為消滅蚊子噴灑了DDT歸來，飛過她和她丈夫在達克斯伯里（Duxbury）的兩英畝私人禽鳥保護區上空。第二天，她的許多鳥兒都死了。她說，她為此感到十分震驚。於是，哈金斯女士給《波士頓先驅報》（The Boston Herald）寫了一封長信，又給卡遜寫了這個便條，附上這信的複印件，請這位已經成名的作家朋友在首都華盛頓找找什麼人能幫她的忙，不要再發生像這類噴灑的事了。
DDT是一種合成的有機殺蟲劑，有很高的毒性，尤其用於撲滅傳播瘧疾的蚊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僅僅在美國軍隊當中，瘧疾病人就多達100萬，特效藥金雞納供不應求，極大地影響了戰爭的進展。後來，有賴於DDT，消滅了蚊子，才使瘧疾的流行逐步得到有效的控制。DDT及其毒性的發現者、瑞士化學家保羅‧赫爾滿‧米勒（Paul Hermann Muller）因而獲得194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但是應用DDT這類殺蟲劑，就像是與魔鬼做交易：它殺滅了蚊子和其他的害蟲，也許還會使作物提高了收益，但同時也殺滅了益蟲；更可怕的是，在接受過DDT噴灑後，許多種昆蟲能迅速繁殖抗DDT的種群；還有，由於DDT會積累於昆蟲的體內，這些昆蟲成為其他動物的食物後，那些動物，尤其是魚類、鳥類，則會中毒而被危害。所以噴灑DDT就只是獲得近期的效益，卻犧牲了長遠的利益。
在「魚類和野生生物署」工作時，卡遜就瞭解有關DDT對環境產生長期危害的研究情況。她的兩位同事於40年代中就曾經寫過有關DDT的危害的文章，她自己在1945年也給《讀者文摘》寄過一篇關於DDT的危險性的文章，在文章中，她提出是否可以在該刊上談談這方面的故事。但是遭到了拒絕。現在，哈金斯提到大幅度噴灑殺蟲劑的事使她受到極大的震撼。只是哈金斯的要求，她無力辦到，於是，她決定自己來做。也就是她自己後來說的，哈金斯的信「迫使我把注意力轉到我多年所一直關注的這個問題上來」，決定要把這個問題寫出來，讓很多人都知道。
《寂靜的春天》的吶喊
本來，卡遜只是計畫用一年的時間來寫本小冊子。後來，隨著閱讀的資料增多，她感到問題比她想像的要複雜得多，並非一本小冊子就能夠說得清楚和讓人信服的。這樣，從1957年開始「意識到必須要寫一本書」，到盡可能搜集一切資料，閱讀了數千篇研究報告和文章，到1962年完成以《寂靜的春天》之名出版，卡遜共花了五、六年時間。而在這五、六年的時間裡，卡遜的個人生活正經受著極大的痛苦。她和她母親收養的外甥、5歲的羅傑因為得不到她的照顧，在1957年差點兒死了；此後，隨著她母親的病和去世，她又面對一位十分親密的朋友的死亡。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她自己被診斷患了乳癌，進行乳房徹底切除的手術和放射治療。他還因負擔過重，身體十分虛弱、難以支撐，中斷了她的工作。但是卡遜以極大的毅力，實現了她的目標。
《寂靜的春天》以一個「一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都使旅行者感到心曠神怡」的虛擬城鎮，突然卻被「奇怪的寂靜所籠罩」開始，通過充分的科學論證，表明這種由殺蟲劑所引發的情況實際上正在全美各地發生，破壞了從浮游生物到魚類、到鳥類、直至人類的生物鏈，使人患上慢性白血球增多症和各種癌症。所以像DDT這種「給所有生物帶來危害」的殺蟲劑，「它們不應該叫做殺蟲劑，而應稱為殺生劑」；作者認為，所謂的「控制自然」，乃是一個愚蠢的提法，那是生物學和哲學尚處於幼稚階段的產物。她呼籲，如通過引進昆蟲的天敵等等，「需要有十分多種多樣的變通辦法來代替化學物質對昆蟲的控制」（呂瑞蘭等譯）。通俗淺顯的術語，抒情散文的筆調，文學作品的引用，使文章讀來趣味盎然，作品連續31週登上《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
自然，《寂靜的春天》的結論是嚴峻的，它就像曠野中的一聲吶喊，在全國引起極大的震憾。當作品先期在《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雜誌上連載發表時，就引發了50多家報紙的社論和大約20多個專欄的文章。1962年9月成書出版後，先期銷量達4000冊，到12月已經售出10萬冊。
但是，不僅是因為作品中的觀點是人們前所未聞的，像達爾文提出猴子是人類的祖先一樣，讓很多人感到惱火，更因侵犯了某些產業集團的切身利益，使作者受到的攻擊，也像當年達爾文所遭遇到的，甚至遠超過達爾文當年。
批評的浪潮
在1962年6月號的《紐約客》上剛一看到卡遜開始連載的文章，在人們中間所興起的就不僅僅是震驚，而是恐慌，特別是來自化學工業界中的憤怒嚎叫。隨著作品的出版和發行，攻擊的火力更為猛烈，尤以農場主、某些科學家和殺蟲劑產業的支持者為最。
「伊利諾伊州農業實驗站」的昆蟲學家喬治德克爾（Geogre C. Decker）在最有影響的《時代》週刊上發表文章說：「如果我們像某些人所輕率地鼓吹的那樣，在北美採取讓自然任其發展的方針，那麼，可能這些想要成為專家的人就會發現，兩億過剩的人的生存問題如何解決，更麻煩的是美國當前的穀物、棉花、小麥等剩餘物資如何處理。」總部設在新澤西州從事除草劑、殺蟲劑生產的美國氨基氰公司主管領導指責說：「如果人人都忠實地聽從卡遜小姐的教導，我們就會返回到中世紀，昆蟲、疾病和害鳥害獸也會再次在地球上永存下來。」
工業巨頭孟山都化學公司模仿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出版了一本小冊子《荒涼的年代》，分發5000冊。該書敘述了化學殺蟲劑如何使美國和全世界大大地減少了瘧疾、黃熱病、睡眠病和傷寒等病症，並詳細描繪由於殺蟲劑被禁止使用，各類昆蟲大肆猖獗，人們疾病瀕發，給人類、尤其是女性帶來很大的困擾，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大的混亂，甚至會導致千千萬萬的人挨餓致死。另有一仿作《僻靜的夏天》，描寫一個男孩子和他祖父吃橡樹果子，因為沒有殺蟲劑，使他們只能像在遠古蠻荒時代一樣過「自然人的生活」。埃德溫‧戴蒙德（Edwin Diamond）在《星期六晚郵報》上抱怨說：「因為有一本所謂《寂靜的春天》的感情衝動、駭人聽聞的書，弄得美國人都錯誤地相信他們的地球已經被毒化。」他還譴責卡遜：「擔憂死了一隻貓，卻不關心世界上每天有一萬人死於饑餓和營養不良。」
有些批評，包括幾種著名的報刊，甚至不顧起碼的道德要求，竟對卡遜進行人身攻擊。《生活》（Life）雜誌不但引用卡遜曾經說過，她喜愛貓是因為「牠們本性之真」，便批評她怎能既愛鳥又愛鳥的天敵貓；還因她曾說「我感興趣的只是人做過什麼事，而不是男人做過什麼、女人做過什麼」，就挖苦她是「沒有結婚、卻不是女權主義者」；更有人因此而誣衊她是「戀鳥者」、「戀貓者」、「戀魚者」，甚至說她是「大自然的修女」、「大自然的女祭司」和「歇斯底里的沒有成婚的老處女」。
環境意識的啟蒙著作
是對事實的尊重和對人類未來的信心，使卡遜面對如此強大的批評、攻擊和誣陷，以異常堅強的毅力和無可辯駁的論據──她的《寂靜的春天》僅文獻來源就多達54頁，寫出了這樣一部人類環境意識的啟蒙著作。不錯，卡遜或許不是一個經典意義上的女權主義者，但她完全可以一個女性所取得的成就而驕傲。美國前副總統高爾在為《寂靜的春天》中文版所寫的「前言」中這樣評價此書：
《寂靜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動主義的種子，並且已經深深植根於廣大人民群眾中。1964年春天，雷切爾‧卡遜逝世後，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聲音永遠不會寂靜。她驚醒的不但是我們國家，甚至是整個世界。《寂靜的春天》的出版應該恰當地被看成是現代環保運動的肇始。（胡志軍譯）
何等高度的評價。高爾甚至公開承認，卡遜的榜樣激勵了他，促使他意識到環保的重要性並且投身到環保運動中。
不僅是對高爾或者某個其他的什麼人，卡遜的著作掀起的的的確確是一場運動，的的確確是不限於美國，而是遍及了全球。
儘管有來自利益集團方面的攻擊，但畢竟《寂靜的春天》中提出的警告，喚醒廣大民眾，最後導致了政府的介入。當時在任的美國總統甘迺迪讀過此書之後，責成「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對書中提到的化學物進行試驗，來驗證卡遜的結論。「委員會」後來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報告「完全證實了卡遜《寂靜的春天》中的論題正確」。同時，報告批評了聯邦政府頒布的直接針對舞毒蛾、火蚊、日本麗金龜和白紋甲蟲等昆蟲的滅絕綱領。報告還要求聯邦各機構之間協調，訂出一個長遠計畫，立即減少DDT的使用，直至最後停止使用。另外，報告還要求把對殺蟲劑毒性的研究，擴大到對常用藥物中潛在毒性的慢性作用和特殊控制的研究上，等等。
於是，DDT先是受到政府的嚴密監督，到1962年年底，各州的立法機關向政府提出了40多件有關限制使用殺蟲劑的提案；1962年後，聯邦和各州政府都從殺蟲劑的毒性方面出發，通過各種法律、法規，DDT最後於1972年被禁止使用。隨之，公眾的辯論也從殺蟲劑是否有危險性，迅速地轉向到哪一種殺蟲劑有危險性，究竟又多少種殺蟲劑都有危險性，甚至從阻止無節制使用殺蟲劑轉向到阻止化學工業上。至於報刊上刊載的批評已經變成另一種聲音，如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O.Douglas）法官稱頌《寂靜的春天》「本世紀人類最重要的歷史事件」。
很快的，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已深刻地影響到全世界。1963年，英國上議院中就多次提到她的名字和她這本書，導致艾氏劑、狄氏劑和七氯等殺蟲劑的限制使用；此書還被譯成法文、德文、義大利文、丹麥文、瑞典文、挪威文、芬蘭文、荷蘭文、西班牙文、巴西文、日本文、冰島文、葡萄牙文、以色列文等多種文字，激勵著這些國家的環保立法。《寂靜的春天》作為環保運動的啟蒙著作，被公認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書籍之一。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35期】
與一次戰爭，一場疾風暴雨般的政治運動甚至一次騷亂相比，書籍一般都難以產生那麼大的作用。但是有時候，一本書的確能掀起一場運動，引起社會的改革，甚至重大的改革。就在美國的歷史上，出生在英國的美國政論家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的一本只有50頁的小冊子《常識》，於1776年1月出版後，幾個月裡即銷售50萬冊，在獨立戰爭初期極大地刺激了人們的情緒，為半年之後通過的《獨立宣言》鋪平了道路。
美國女作家哈里亞特‧伊麗莎白‧比徹，即通常稱她斯托夫人（Harriet Elizabeth Beecher Stowe, 1811～1896）的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中文本最早的譯本是由清末翻譯家林紓翻譯的《黑奴籲天錄》），先是於1851年在哥倫比亞特區一家反奴隸制的報紙《民族時代》上連載發表，第二年出版後，第一天銷售量即創前所未有的3000冊的紀錄，第一年售出30萬冊，至1860年就至少被譯成23種文字，被公認為是美國「南北戰爭」（1861～1865）的起因之一。據說，在1862年「南北戰爭」高潮之時，美國總統林肯會見她時，曾這麼對她說：「那麼您就是寫了那本書引發這場偉大戰爭的那個小女人了！」
別以為這類傳奇式的故事都離今天太遠了，事實是就在不到半個世紀之前，一位美國作家，也是一位女作家的一本書，也起到類似的作用。
喜歡與大自然為伍
春天是鮮花盛開、百鳥齊鳴的季節，春天裡不應是寂靜無聲，尤其是在春天的田野。可是並不是人人都會注意到，從某一個時候起，突然地，在春天裡就不再聽到燕子的呢喃、黃鶯的啁啾，田野裡變得寂靜無聲了。美國的雷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 1907～1964）卻不一樣，她有這種特殊的敏感性。
生於賓夕法尼亞的卡遜從小就對大自然、對野生動物有濃厚的興趣。她的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個人在樹林和小溪邊度過的，觀賞飛鳥、昆蟲和花朵。她總是想將來做一個作家，並在11歲那年就發表了一篇短故事。她聲稱，是她母親將她引進了自然界，才使她對它們富有激情。
卡遜最早是按做一位作家的初衷進了當地賓夕法尼亞婦女學院的，但不久便改變主意，把主要學習的內容──英語改為學習生物學。接著，在1932年獲得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文科碩士學位，並一邊教書、一邊在麻塞諸塞州的伍茲霍爾海洋生物實驗室讀研究生，最後於1936年進了「美國漁業局」，擔任「水下羅曼斯」（Romance Under the Waters）這個專題廣播的撰稿作家；「漁業局」自1940起改名為「美國魚類和野生生物署」後，她仍留在這裡直至1952年。
描繪和表現大自然的強度、活力和能動性、適應性是卡遜的最大樂趣。1940年代開始，她根據自己對當時還不為多數人所瞭解的海底生活的觀察開始寫作。並取得相當的成績。以她1937年發表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上的一篇隨筆為基礎而寫的《在海風的吹拂下》，在1941年出版後，因其一貫的科學準確性和優美的抒情散文風格而頗獲好評，登上《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1943、1944年又出版了《來自海裡的食物：新英格蘭的魚類和水生有殼動物》和《來自海裡的食物：南大西洋的魚類和水生有殼動物》。1951年的《圍繞我們的海洋》為她帶了很大的榮譽：不但連續數十週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還獲得了「國家圖書獎」，被翻譯成30種文字。
1952年卡遜離開「美國魚類和野生生物署」，是為了能夠集中精力、把時間全都用到她所喜愛的寫作上去。當然她的努力也獲得十分優厚的回報，她不僅寫出了《海角》（1955）和她去世之後於1965年出版的《奇妙的感覺》，更重要的是她那為後來的「生態運動」發出起跑信號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2）。
一位朋友關於DDT的信
1958年1月，卡遜接到她的一位朋友，原《波士頓郵報》（Boston Post）的作家奧爾加‧歐文斯‧哈金斯（Olga Owens Huckins）寄自麻塞諸塞州的一封信。奧爾加在信中寫到，1957年夏，州政府租用的一架飛機為消滅蚊子噴灑了DDT歸來，飛過她和她丈夫在達克斯伯里（Duxbury）的兩英畝私人禽鳥保護區上空。第二天，她的許多鳥兒都死了。她說，她為此感到十分震驚。於是，哈金斯女士給《波士頓先驅報》（The Boston Herald）寫了一封長信，又給卡遜寫了這個便條，附上這信的複印件，請這位已經成名的作家朋友在首都華盛頓找找什麼人能幫她的忙，不要再發生像這類噴灑的事了。
DDT是一種合成的有機殺蟲劑，有很高的毒性，尤其用於撲滅傳播瘧疾的蚊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僅僅在美國軍隊當中，瘧疾病人就多達100萬，特效藥金雞納供不應求，極大地影響了戰爭的進展。後來，有賴於DDT，消滅了蚊子，才使瘧疾的流行逐步得到有效的控制。DDT及其毒性的發現者、瑞士化學家保羅‧赫爾滿‧米勒（Paul Hermann Muller）因而獲得194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但是應用DDT這類殺蟲劑，就像是與魔鬼做交易：它殺滅了蚊子和其他的害蟲，也許還會使作物提高了收益，但同時也殺滅了益蟲；更可怕的是，在接受過DDT噴灑後，許多種昆蟲能迅速繁殖抗DDT的種群；還有，由於DDT會積累於昆蟲的體內，這些昆蟲成為其他動物的食物後，那些動物，尤其是魚類、鳥類，則會中毒而被危害。所以噴灑DDT就只是獲得近期的效益，卻犧牲了長遠的利益。
在「魚類和野生生物署」工作時，卡遜就瞭解有關DDT對環境產生長期危害的研究情況。她的兩位同事於40年代中就曾經寫過有關DDT的危害的文章，她自己在1945年也給《讀者文摘》寄過一篇關於DDT的危險性的文章，在文章中，她提出是否可以在該刊上談談這方面的故事。但是遭到了拒絕。現在，哈金斯提到大幅度噴灑殺蟲劑的事使她受到極大的震撼。只是哈金斯的要求，她無力辦到，於是，她決定自己來做。也就是她自己後來說的，哈金斯的信「迫使我把注意力轉到我多年所一直關注的這個問題上來」，決定要把這個問題寫出來，讓很多人都知道。
《寂靜的春天》的吶喊
本來，卡遜只是計畫用一年的時間來寫本小冊子。後來，隨著閱讀的資料增多，她感到問題比她想像的要複雜得多，並非一本小冊子就能夠說得清楚和讓人信服的。這樣，從1957年開始「意識到必須要寫一本書」，到盡可能搜集一切資料，閱讀了數千篇研究報告和文章，到1962年完成以《寂靜的春天》之名出版，卡遜共花了五、六年時間。而在這五、六年的時間裡，卡遜的個人生活正經受著極大的痛苦。她和她母親收養的外甥、5歲的羅傑因為得不到她的照顧，在1957年差點兒死了；此後，隨著她母親的病和去世，她又面對一位十分親密的朋友的死亡。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她自己被診斷患了乳癌，進行乳房徹底切除的手術和放射治療。他還因負擔過重，身體十分虛弱、難以支撐，中斷了她的工作。但是卡遜以極大的毅力，實現了她的目標。
《寂靜的春天》以一個「一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都使旅行者感到心曠神怡」的虛擬城鎮，突然卻被「奇怪的寂靜所籠罩」開始，通過充分的科學論證，表明這種由殺蟲劑所引發的情況實際上正在全美各地發生，破壞了從浮游生物到魚類、到鳥類、直至人類的生物鏈，使人患上慢性白血球增多症和各種癌症。所以像DDT這種「給所有生物帶來危害」的殺蟲劑，「它們不應該叫做殺蟲劑，而應稱為殺生劑」；作者認為，所謂的「控制自然」，乃是一個愚蠢的提法，那是生物學和哲學尚處於幼稚階段的產物。她呼籲，如通過引進昆蟲的天敵等等，「需要有十分多種多樣的變通辦法來代替化學物質對昆蟲的控制」（呂瑞蘭等譯）。通俗淺顯的術語，抒情散文的筆調，文學作品的引用，使文章讀來趣味盎然，作品連續31週登上《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
自然，《寂靜的春天》的結論是嚴峻的，它就像曠野中的一聲吶喊，在全國引起極大的震憾。當作品先期在《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雜誌上連載發表時，就引發了50多家報紙的社論和大約20多個專欄的文章。1962年9月成書出版後，先期銷量達4000冊，到12月已經售出10萬冊。
但是，不僅是因為作品中的觀點是人們前所未聞的，像達爾文提出猴子是人類的祖先一樣，讓很多人感到惱火，更因侵犯了某些產業集團的切身利益，使作者受到的攻擊，也像當年達爾文所遭遇到的，甚至遠超過達爾文當年。
批評的浪潮
在1962年6月號的《紐約客》上剛一看到卡遜開始連載的文章，在人們中間所興起的就不僅僅是震驚，而是恐慌，特別是來自化學工業界中的憤怒嚎叫。隨著作品的出版和發行，攻擊的火力更為猛烈，尤以農場主、某些科學家和殺蟲劑產業的支持者為最。
「伊利諾伊州農業實驗站」的昆蟲學家喬治德克爾（Geogre C. Decker）在最有影響的《時代》週刊上發表文章說：「如果我們像某些人所輕率地鼓吹的那樣，在北美採取讓自然任其發展的方針，那麼，可能這些想要成為專家的人就會發現，兩億過剩的人的生存問題如何解決，更麻煩的是美國當前的穀物、棉花、小麥等剩餘物資如何處理。」總部設在新澤西州從事除草劑、殺蟲劑生產的美國氨基氰公司主管領導指責說：「如果人人都忠實地聽從卡遜小姐的教導，我們就會返回到中世紀，昆蟲、疾病和害鳥害獸也會再次在地球上永存下來。」
工業巨頭孟山都化學公司模仿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出版了一本小冊子《荒涼的年代》，分發5000冊。該書敘述了化學殺蟲劑如何使美國和全世界大大地減少了瘧疾、黃熱病、睡眠病和傷寒等病症，並詳細描繪由於殺蟲劑被禁止使用，各類昆蟲大肆猖獗，人們疾病瀕發，給人類、尤其是女性帶來很大的困擾，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大的混亂，甚至會導致千千萬萬的人挨餓致死。另有一仿作《僻靜的夏天》，描寫一個男孩子和他祖父吃橡樹果子，因為沒有殺蟲劑，使他們只能像在遠古蠻荒時代一樣過「自然人的生活」。埃德溫‧戴蒙德（Edwin Diamond）在《星期六晚郵報》上抱怨說：「因為有一本所謂《寂靜的春天》的感情衝動、駭人聽聞的書，弄得美國人都錯誤地相信他們的地球已經被毒化。」他還譴責卡遜：「擔憂死了一隻貓，卻不關心世界上每天有一萬人死於饑餓和營養不良。」
有些批評，包括幾種著名的報刊，甚至不顧起碼的道德要求，竟對卡遜進行人身攻擊。《生活》（Life）雜誌不但引用卡遜曾經說過，她喜愛貓是因為「牠們本性之真」，便批評她怎能既愛鳥又愛鳥的天敵貓；還因她曾說「我感興趣的只是人做過什麼事，而不是男人做過什麼、女人做過什麼」，就挖苦她是「沒有結婚、卻不是女權主義者」；更有人因此而誣衊她是「戀鳥者」、「戀貓者」、「戀魚者」，甚至說她是「大自然的修女」、「大自然的女祭司」和「歇斯底里的沒有成婚的老處女」。
環境意識的啟蒙著作
是對事實的尊重和對人類未來的信心，使卡遜面對如此強大的批評、攻擊和誣陷，以異常堅強的毅力和無可辯駁的論據──她的《寂靜的春天》僅文獻來源就多達54頁，寫出了這樣一部人類環境意識的啟蒙著作。不錯，卡遜或許不是一個經典意義上的女權主義者，但她完全可以一個女性所取得的成就而驕傲。美國前副總統高爾在為《寂靜的春天》中文版所寫的「前言」中這樣評價此書：
《寂靜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動主義的種子，並且已經深深植根於廣大人民群眾中。1964年春天，雷切爾‧卡遜逝世後，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聲音永遠不會寂靜。她驚醒的不但是我們國家，甚至是整個世界。《寂靜的春天》的出版應該恰當地被看成是現代環保運動的肇始。（胡志軍譯）
何等高度的評價。高爾甚至公開承認，卡遜的榜樣激勵了他，促使他意識到環保的重要性並且投身到環保運動中。
不僅是對高爾或者某個其他的什麼人，卡遜的著作掀起的的的確確是一場運動，的的確確是不限於美國，而是遍及了全球。
儘管有來自利益集團方面的攻擊，但畢竟《寂靜的春天》中提出的警告，喚醒廣大民眾，最後導致了政府的介入。當時在任的美國總統甘迺迪讀過此書之後，責成「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對書中提到的化學物進行試驗，來驗證卡遜的結論。「委員會」後來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報告「完全證實了卡遜《寂靜的春天》中的論題正確」。同時，報告批評了聯邦政府頒布的直接針對舞毒蛾、火蚊、日本麗金龜和白紋甲蟲等昆蟲的滅絕綱領。報告還要求聯邦各機構之間協調，訂出一個長遠計畫，立即減少DDT的使用，直至最後停止使用。另外，報告還要求把對殺蟲劑毒性的研究，擴大到對常用藥物中潛在毒性的慢性作用和特殊控制的研究上，等等。
於是，DDT先是受到政府的嚴密監督，到1962年年底，各州的立法機關向政府提出了40多件有關限制使用殺蟲劑的提案；1962年後，聯邦和各州政府都從殺蟲劑的毒性方面出發，通過各種法律、法規，DDT最後於1972年被禁止使用。隨之，公眾的辯論也從殺蟲劑是否有危險性，迅速地轉向到哪一種殺蟲劑有危險性，究竟又多少種殺蟲劑都有危險性，甚至從阻止無節制使用殺蟲劑轉向到阻止化學工業上。至於報刊上刊載的批評已經變成另一種聲音，如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O.Douglas）法官稱頌《寂靜的春天》「本世紀人類最重要的歷史事件」。
很快的，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已深刻地影響到全世界。1963年，英國上議院中就多次提到她的名字和她這本書，導致艾氏劑、狄氏劑和七氯等殺蟲劑的限制使用；此書還被譯成法文、德文、義大利文、丹麥文、瑞典文、挪威文、芬蘭文、荷蘭文、西班牙文、巴西文、日本文、冰島文、葡萄牙文、以色列文等多種文字，激勵著這些國家的環保立法。《寂靜的春天》作為環保運動的啟蒙著作，被公認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書籍之一。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35期】
典藏今藝術 2007/08/17 台灣影像藝術市場必有可為
【文／張禮豪；圖／本刊資料室】
過去一年不到，中國不少畫廊增加影像作品的比重，而主要的一線拍賣公司也陸續成立攝影藝術專場，再加上最近一波春拍的結果，不論是傳統紀實攝影，或是以當代概念出發，影像純為載體的創作都順利找到歸宿，也在在讓人感受到這個在華人藝術市場才剛嶄露頭角的類別，未來應該還有一段好路可走。反觀遠較中國要更早接觸這門藝術的台灣影像創作者，卻未獲得同等的待遇，也難怪不少人感到困惑不解：為何，臺灣影像創作沒能順利進入市場，並且發光發熱呢？
吳天章《永協同心》．攝影、相紙．126x180cm．2002。這問題的答案其實相當明顯：絕對有！
事實上，就台灣當代影像創作來說，在過去一年多來已經成功與市場接軌，不僅出現在全球當代藝術的中心——紐約，包括香港這個亞洲當代藝術交易的重鎮，甚至部分藝術家作品也早已跨海進入大陸市場，並且受到高度的重視。例如率先出現在紐約蘇富比拍賣會上的陳界仁，早已被視為不僅是台灣影像藝術最重要的創作者之一，更是華人當代藝術的翹楚。在參拍的《加工廠》一作中（超16釐米單聲道錄像彩色默片轉成DVD、四張照片），藝術家藉著重返一座惡性倒閉的成衣加工廠，探討台灣早年作為全球經濟體制生產線最末端的命運，從而衍生成關注於資本主義全球化下勞動的生存狀態，該作曾獲邀參加威尼斯雙年展主題展「藝術的經驗」，最終以12萬美元成交，成為目前台灣影像創作於拍賣市場上締造的最高紀錄。
影像創作屢受國際關注
吳天章的《永協同心》乃是藝術家於2000年後，由繪畫轉向數位影像形式創作的第一件作品，透過帶有警世寓言的紀念碑式圖鑑，表露出面對人生某種不可言說的悲情與無奈處境時的積極態度，曾於捷克布拉格「幻影天堂——中國當代攝影」等展中展出。此件作品從2006年香港蘇富比、2007年中誠國際，甚至到甫於6月初結束的北京匡時都曾出現，並且全都順利拍出。另外，先到上海，目前轉往北京發展的藝術家洪東祿從2005年開始，便有作品陸續出現在台灣、香港與北京拍場。其中2006年12月3日羅芙奧所推出的編號43《美少女戰士、林明美、春麗、凌波零》（一組四張）乃是其早期重要代表作，曾於1999年第48屆「威尼斯雙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舊金山現代美術館「遊樂場的陰暗面——羅根夫婦收藏展」、上海美術館「虛擬@愛」等展展出，最終則以新台幣135.7萬元（約合人民幣34.8萬元）成交。而於2007年4月7日香港蘇富比「當代中國藝術Ⅱ」中首度現身拍場的年輕藝術家崔廣宇之作《十八銅人系列》（含穿透性、感受性及自發性三段短片的DVD光碟一片、三幅已裝鏡框的攝影作品、四張草圖版畫、一個藝術家手繪收藏盒）便成功地以高預估價兩倍的12萬港元拍出，表現亦相當搶眼。
陳界仁《加工廠》．超16釐米電影轉成DVD、彩色默片、單頻道錄像裝置、四張彩色照片．30'50"．2003。在這些開路先鋒奮力披荊斬棘，終於取得甜美的果實之後，果然很快形成一股包括代理的畫廊或上述藝術家本身都不斷接到欲購藏作品的詢問聲音，甚至也連帶地拉抬了其他以影像為創作形式的藝術家作品身價。其中，曾於2006年9月現身於香港蘇富比「中國當代藝術」拍場的袁廣鳴《城市失格——西門町白日╱夜晚》（二張一組）雖因藝術語言在眾聲喧譁的多數作品中顯得較為緩慢沉靜而流標，但據悉，在第二市場卻多以一張1.5萬美元以上的行情出售，並且供不應求。年輕女藝術家何孟娟透過自己一人分飾多角的創作形式，將女性潛藏在美麗外表或賢淑氣質底下的多面向性格一語道破，也受到了北京索卡的青睞，將其作品帶至北京展出；陳擎耀取自日本流行文化內容的扮裝系列，則以直接而充滿趣味的方式，反映了時下台灣年輕人的次文化，同樣獲得不少藏家青睞，更是佳音頻傳。此外，在5月底落幕的「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上，新苑藝術所代理的郭奕臣數位影像輸出作品《失訊》也順利賣出多件，讓人感受到台灣影像藝術的活力與潛力。
紀實攝影仍有開拓空間
相較之下，以傳統紀實攝影為出發點的影像創作，雖然質量上與中國同類型創作都不遑多讓，像是曾先後於台北國際視覺藝術中心與台北市立美術館推出紀念回顧展的駱香林（1895-1977）作品，與郎靜山以暗房合成的方式雖有不同，前者常有以手工加彩修飾並題詩落款的痕跡，在數量上往往沒有複數的可能；同時融會出另種獨特「詩、書、畫、影」合一的圖像氛圍，以及對於土地的強烈關懷，可說更具切入藝術市場的條件。日前甫於台北市立美術館結束的「『美而廉藝廊』攝影家風華再現」展，藉著追溯台灣第一家攝影藝廊「美而廉藝廊」（1953-1973）的誕生與興衰，重新見證台灣攝影發展的進程。展出的16位台灣前輩攝影家包括郎靜山、張才、鄧南光、湯思泮、楊天賜、黃則修、吳東興、李鳴鵰、黃金樹、周志剛、傅崇文、顏倉吉、周鑫泉、吳紹同、鄭桑溪、張照堂等，或者開創了紀實攝影的新視野，或者受到現代主義與表現主義的影響，追求「個性表現」，都為台灣攝影史寫下不可磨滅的一頁。至於目前在藝術市場上很遺憾地僅有郎靜山一人獨秀，實乃肇因於台灣以攝影為主要經營項目的畫廊為數太過有限，加上與藝術市場有些許隔閡，因此使得此類作品的推廣困難重重。不過我們樂觀地相信，在華人影像市場漸趨成熟之後，或許腳步慢些，但這些作品不可能被眼光精準的藏家輕易忽略，未來必然極有可為！
【典藏今藝術2007年8月號】
過去一年不到，中國不少畫廊增加影像作品的比重，而主要的一線拍賣公司也陸續成立攝影藝術專場，再加上最近一波春拍的結果，不論是傳統紀實攝影，或是以當代概念出發，影像純為載體的創作都順利找到歸宿，也在在讓人感受到這個在華人藝術市場才剛嶄露頭角的類別，未來應該還有一段好路可走。反觀遠較中國要更早接觸這門藝術的台灣影像創作者，卻未獲得同等的待遇，也難怪不少人感到困惑不解：為何，臺灣影像創作沒能順利進入市場，並且發光發熱呢？
吳天章《永協同心》．攝影、相紙．126x180cm．2002。這問題的答案其實相當明顯：絕對有！
事實上，就台灣當代影像創作來說，在過去一年多來已經成功與市場接軌，不僅出現在全球當代藝術的中心——紐約，包括香港這個亞洲當代藝術交易的重鎮，甚至部分藝術家作品也早已跨海進入大陸市場，並且受到高度的重視。例如率先出現在紐約蘇富比拍賣會上的陳界仁，早已被視為不僅是台灣影像藝術最重要的創作者之一，更是華人當代藝術的翹楚。在參拍的《加工廠》一作中（超16釐米單聲道錄像彩色默片轉成DVD、四張照片），藝術家藉著重返一座惡性倒閉的成衣加工廠，探討台灣早年作為全球經濟體制生產線最末端的命運，從而衍生成關注於資本主義全球化下勞動的生存狀態，該作曾獲邀參加威尼斯雙年展主題展「藝術的經驗」，最終以12萬美元成交，成為目前台灣影像創作於拍賣市場上締造的最高紀錄。
影像創作屢受國際關注
吳天章的《永協同心》乃是藝術家於2000年後，由繪畫轉向數位影像形式創作的第一件作品，透過帶有警世寓言的紀念碑式圖鑑，表露出面對人生某種不可言說的悲情與無奈處境時的積極態度，曾於捷克布拉格「幻影天堂——中國當代攝影」等展中展出。此件作品從2006年香港蘇富比、2007年中誠國際，甚至到甫於6月初結束的北京匡時都曾出現，並且全都順利拍出。另外，先到上海，目前轉往北京發展的藝術家洪東祿從2005年開始，便有作品陸續出現在台灣、香港與北京拍場。其中2006年12月3日羅芙奧所推出的編號43《美少女戰士、林明美、春麗、凌波零》（一組四張）乃是其早期重要代表作，曾於1999年第48屆「威尼斯雙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舊金山現代美術館「遊樂場的陰暗面——羅根夫婦收藏展」、上海美術館「虛擬@愛」等展展出，最終則以新台幣135.7萬元（約合人民幣34.8萬元）成交。而於2007年4月7日香港蘇富比「當代中國藝術Ⅱ」中首度現身拍場的年輕藝術家崔廣宇之作《十八銅人系列》（含穿透性、感受性及自發性三段短片的DVD光碟一片、三幅已裝鏡框的攝影作品、四張草圖版畫、一個藝術家手繪收藏盒）便成功地以高預估價兩倍的12萬港元拍出，表現亦相當搶眼。
陳界仁《加工廠》．超16釐米電影轉成DVD、彩色默片、單頻道錄像裝置、四張彩色照片．30'50"．2003。在這些開路先鋒奮力披荊斬棘，終於取得甜美的果實之後，果然很快形成一股包括代理的畫廊或上述藝術家本身都不斷接到欲購藏作品的詢問聲音，甚至也連帶地拉抬了其他以影像為創作形式的藝術家作品身價。其中，曾於2006年9月現身於香港蘇富比「中國當代藝術」拍場的袁廣鳴《城市失格——西門町白日╱夜晚》（二張一組）雖因藝術語言在眾聲喧譁的多數作品中顯得較為緩慢沉靜而流標，但據悉，在第二市場卻多以一張1.5萬美元以上的行情出售，並且供不應求。年輕女藝術家何孟娟透過自己一人分飾多角的創作形式，將女性潛藏在美麗外表或賢淑氣質底下的多面向性格一語道破，也受到了北京索卡的青睞，將其作品帶至北京展出；陳擎耀取自日本流行文化內容的扮裝系列，則以直接而充滿趣味的方式，反映了時下台灣年輕人的次文化，同樣獲得不少藏家青睞，更是佳音頻傳。此外，在5月底落幕的「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上，新苑藝術所代理的郭奕臣數位影像輸出作品《失訊》也順利賣出多件，讓人感受到台灣影像藝術的活力與潛力。
紀實攝影仍有開拓空間
相較之下，以傳統紀實攝影為出發點的影像創作，雖然質量上與中國同類型創作都不遑多讓，像是曾先後於台北國際視覺藝術中心與台北市立美術館推出紀念回顧展的駱香林（1895-1977）作品，與郎靜山以暗房合成的方式雖有不同，前者常有以手工加彩修飾並題詩落款的痕跡，在數量上往往沒有複數的可能；同時融會出另種獨特「詩、書、畫、影」合一的圖像氛圍，以及對於土地的強烈關懷，可說更具切入藝術市場的條件。日前甫於台北市立美術館結束的「『美而廉藝廊』攝影家風華再現」展，藉著追溯台灣第一家攝影藝廊「美而廉藝廊」（1953-1973）的誕生與興衰，重新見證台灣攝影發展的進程。展出的16位台灣前輩攝影家包括郎靜山、張才、鄧南光、湯思泮、楊天賜、黃則修、吳東興、李鳴鵰、黃金樹、周志剛、傅崇文、顏倉吉、周鑫泉、吳紹同、鄭桑溪、張照堂等，或者開創了紀實攝影的新視野，或者受到現代主義與表現主義的影響，追求「個性表現」，都為台灣攝影史寫下不可磨滅的一頁。至於目前在藝術市場上很遺憾地僅有郎靜山一人獨秀，實乃肇因於台灣以攝影為主要經營項目的畫廊為數太過有限，加上與藝術市場有些許隔閡，因此使得此類作品的推廣困難重重。不過我們樂觀地相信，在華人影像市場漸趨成熟之後，或許腳步慢些，但這些作品不可能被眼光精準的藏家輕易忽略，未來必然極有可為！
【典藏今藝術2007年8月號】
歷史月刊 2007/08/17 近港情怯：荷據初期大員港的「近港船難」
【文／李毓中】
在岸邊萬人空巷夾道歡迎下，豪華遊輪在引水船的牽引下緩緩靠岸了，輪船上降下平穩的手扶梯，遊客與遊子打扮得光鮮亮麗，衣錦還鄉般的一個接著一個踩著平穩的步伐拎著手提行李「登陸」，仿若十九世紀蒸汽鐵輪船靠岸時的場景再現一般，但事實上，這是多數現在的人們對航海時代「登船」與「登陸」的刻板印象。
在此之前航海時代多數的時間，「登船」與「登陸」絕非是件輕鬆事，而且還常常在由小船接駁至大船的途中，接受大海的「熱情擁抱」與洗禮。輕則全身濕透，重則小船翻覆如落水狗般在水中載浮載沉，因此在歷經漫長而煎熬的顛簸航行後，在即將登陸的剎那，這些見多識廣的海員反而有些「近港情怯」忐忑不安！
歷經旅途上暴風巨浪的長途航行後，面對這些看似風平浪靜的港灣，即將登陸的興奮之情會讓人的警覺性降低，有時更容易導致船難的發生。台灣海岸邊多礁石與暗流導致浪潮不穩定，再加上海底沙床在暴風雨過後常常移位，以及風向的變化等因素，如果不諳海象又過於輕忽失去警覺，在近若咫尺之遙的海岸港口邊發生意外可不是件新聞，而這就是荷、西時期相關文獻中常見海岸附近船隻靠近港口時所發生的船難（本文簡稱為「近港船難」）。
除了「近港船難」外，另一種船隻會遭遇到的困難就是進出港受阻，不論是風浪太大或是無風無浪，都可能造成船上的貨物運卸受阻，而船上乘客只能兩眼直瞪著岸邊苦等無法上岸，岸邊的親友僅能四眼遙遙相望。而在外海停泊的船上航海人員，還得擔心船錨著床是否安全，因為浪大時若無法即時起錨，駛往安全地點的話，等到風浪轉強，不但錨的纜繩可能弄斷，船隻也有隨風浪漂流的危險，極可能觸礁或在沙洲擱淺，人員與船隻的損失將會更難預料。
入據大員港
整個荷據時期，大員一直是荷蘭人殖民台灣的中心，大員港亦是經貿發展的重鎮，但是大員港的港口情況亦有不盡「荷意」之處，根據甫由江樹生先生主譯、翁佳音先生及陳瑢真小姐協譯，國史館台灣文獻館主編出版的《荷蘭台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1），1622～1626》（以下簡稱荷蘭台灣長官書信集）中，當荷蘭人1623年因據有澎湖而面臨明朝官方驅趕時，在艦隊司令官雷爾森寫給巴達維亞總督的信中便提到「直到如今，從中國人的口中所聽到的，在這附近最適合我們需要的地方就是大員（在中國轄區以外，據他們說，那裡有各種食物）。如果您閣下允許我們去那裡建造一個城堡，並離開澎湖，大家都相信會有充分的貨物源源運去那裡。不過到那時候，就要派吃水不深，可輕易航行的船來，因為該地的水深，已如前述，只有14到15呎，遇有強風，不能來大員入港時，還可航往澎湖……」。
雷爾松在次封信中亦提到「我從中國回到澎湖以後，跟議會開會決議，要派1艘或2艘快艇去大員，因為他們承諾，如果我們派幾艘大船跟快艇去停泊在中國轄區以外的地方，他們將允許我們在那裡交易通商。我們覺得他們這個意見純粹是出自於好意，並無其他企圖，而且他們還為此派戎克船和舵手來協助我們去探勘幾個地方，不過他們帶我們去過的地方，只有大員比較適合我們的需要」。於是，數艘荷蘭船隻便被派往大員，其中的一艘船隻便在此時首次遭逢本文所提的「近港船難」。
「快艇Valck號於抵達此地後就被派去大員，去跟Den Haen號一起停留在那裡，以更確保那地方不致被我們的敵人奪去。但這艘Valck號，於7月19日，他的錨因強風脫落，在那港道的南邊，擱淺在濤浪中，立刻翻船，只有人員獲救。」Valck號之所以會發生船難，正如我們前面提及，大員港附近沙洲淤積易致船隻擱淺，難以預測與克服的港外強風亦是船隻翻覆的主因；更特別的是由於大員港水深不足大船無法入港，因此所有的人員、貨物往來都得仰賴小船的接駁，風險度更大幅提高。
1624年8月24日荷蘭人在與明朝簽署協定後逐漸遷往大員，整支艦隊與貿易船隻亦轉往大員港停泊，從此在相關荷蘭報告中即開始見到頻頻發生的「近港船難」事故。1625年10月致巴達維亞的書信中提到「快艇Arnemuijden號於8月7日出現在我們的視界，當晚就來港外停泊。隔日，Oudt Delfft號的小船先去過這艘快艇那裡一次，那時天氣不錯，長官閣下乃再派這隻小船搭9個人去這艘快艇那裡，要去取您閣下的書信，但這隻小船出港以後，被一陣強風吹翻，所有的人都溺斃」。然而這次近港船難並不是最悲慘的，沒多久連荷蘭台灣長官亦在近港船難中喪命。
宋克長官的溺斃
1625年9月17日荷蘭大員長官宋克在近港船難搶救上岸後，最終仍不敵死神的召喚。從文獻看來，整個船難事件的發生，宋克之死似乎是有些冤枉。
事件的始末是這樣的，由於大員港不適合大船停泊，所以一些吃水較深的船隻為了要躲避風浪，往往直接駛往澎湖海域拋錨泊船，然後藉由吃水淺的小船往來澎湖與大員之間傳達訊息。8月31日戎克船Orangie號從澎湖帶回消息，大船Wapen van Enchuijsen號裝備上出了些問題，船上的錨只剩下一個，而繩索亦有所不足，因而停泊在澎湖無法繼續航往日本。
大員方面馬上召開了相關會議，決議立刻提供Wapen van Enchuijsen號上述物件的補給，只是不知何故，這項本來可以由商務員或一般職員甚至水手就可代為執行的工作，身為大員長官的宋克卻決定由他親自和公司另一重要職員Verhee先生親自處理。兩人就這樣搭上快艇Erasmus號，攜帶一條新的粗重繩索以及前面提及曾翻船造成全船溺斃Oudt Delfft號上的一個錨，再加上其它船隻上取來的兩個錨，出海前往澎湖，沒想到當他們到達澎湖海域時，大船Wapen van Enchuijsen號早就先行乘著強風離開澎湖前往日本去了，讓宋克一行人撲了個空。
白忙一場的宋克長官一行人，只好搭原船快艇Erasmus號折返，在9月13日回到大員港的港外停泊，隔日再轉乘快艇上的接駁小船靠岸，但是「海浪洶湧，那隻小船搖過北港道和南港道，來到城堡後面接近岸邊的地方，就被大浪推翻了。Verhee先生和兩個水手當場溺斃，長官閣下被搶救上岸，排出很多水以後，被送回住處躺在床上，那時他還能講很多話，所以大家都認為長官閣下不會有危險了。但是神還是把他帶離這個世界，於9月17日安息主懷，願神憐憫他的靈魂。隔日，他的遺體以應有的禮儀抬進Orangie城堡舉行喪禮」。可想而知，許多公司的人員甚至可能就在岸邊等候長官上岸，然而這令人不可置信的「近港船難」就在眾目睽睽下發生了，於是這位擁有法學博士學位的第一任荷蘭大員長官宋克，就這樣在台灣的海岸邊丟掉保貴的生命與再也無法得知的前程。
近港船難頻繁
宋克長官的喪命並不是個案，事實上在這段期間還曾經發生過多起的近港船難意外，因此在宋克過世後不久，接替大員長官一職的德．韋特在致巴達維亞長官的書信中，便提到「公司在這沿海喪失了很多人，或是搭戎克船失事或因其他原因而喪命，這些人又都是最強壯的荷蘭人，願神憐憫，即：有9個人搭戎克船Sinckan號在繞行這島時遭遇強風，最後一次被看到是於3月20日被戎克船Packan號看到在背風處，從那時以後就沒再被看到…，有2個人搭Erasmus號的小船於進入這港內時，在水邊翻船溺斃；有2個人搭一隻舢舨從[普羅岷西亞]市鎮來此地時也[翻船]溺斃了；有9個人搭Oudt Delft號的上述小船在這港外[翻船]溺斃了；還有17到19個人可能也在海上喪生了……」。
有的船隻較為幸運，雖遭逢意外，幸而人貨物無恙，如1630年6月「戎克船赤崁號出發要去打狗載石灰，但於航出港道時，因無風，乃被潮流推去很靠近北線尾沙洲，以致於在北邊沙洲區的角彎附近撞到陸地，桅杆甩出船外，擱淺在那裡；人員和貨物都救起來了，戎克船則還完整地擱在那裡」。
這些有關船隻擱淺在近港沙洲或觸礁的記載，在江樹生先生所翻譯的《熱蘭遮城日誌》中屢見不鮮，有時遇難等待救援的人貨平安獲救，反倒是出海救援的船隻卻發生近港船難意外，如1648年7月的一份記載「清晨Jan Soetecauw的戎克船（領航員Hark Poulussen上那船後）起碇要入港，但在靠近港口的地方，那支在半途就有點損壞的大桅杆被強風炊斷，致須在洶湧的大浪中垂下她的錨，不久那個錨也被翻滾的海浪拉斷，並被推往北邊淺水地帶，在兩年前Zeerob號擱淺的附近，龍骨擱住，遂於靠近岸邊的地方放下另一個錨，但是因為鉤不到土，所以就繼續擱在那裡」。岸上的人員立刻派出「小艇載著錨、繩索和人員下去，要去盡可能地救援上述戎克船，但是因這港道浪濤太大無法出港」。
就在荷蘭人苦於無法出港救援的同時，華商Sancou卻率領了5艘戎克船出港航往船難地點。不知是他較諳識水性，或是擱淺的戎克船上有屬於他的商品，抑或是荷蘭人提出了重賞，如今皆已不可考。從史料上唯一可以知道的是，華商Sancou和5艘戎克船逆著風浪，努力要駛出港航往遇難的戎克船，但在一番的努力後，港內外洶湧的海浪將5艘中的2艘打翻，而華商Sancou本人以及數名漢人落水溺斃，大員港內再添數名冤魂。
無解的窘況
為了要改善近港或近海船難的發生，荷蘭人亦曾提出一些解決方案，如對周遭海岸進行詳盡的調查，「從大員向北直到16至20浬的這福爾摩沙島的海岸，以及澎湖最北邊到最南邊的諸島，並探測這些地方的水深，要把這些地方的淺灘、沙洲、明礁、暗礁、海灣、河流等等測繪出地圖，使人知其形勢，以後得以更安全，無危險地航行」。而這些調查成果所繪的地圖或海圖，便成為今日研究早期台灣歷史的珍貴材料。
事實上，除了近港船難的發生導致人貨的損失外，因氣候風向的變化亦常常使得大員港的正常運作受阻，在相關文獻中不乏見到船隻因整個港道以及港口因巨浪洶湧無法入港，而港內船隻也不能出港的情況；另一種狀況則是港口附近完全無風，船隻也只得停在港道內等待老天爺的幫忙。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則是大員港泥沙不斷淤積，亦使得船隻出入大員越來越困難，增加近港船難發生的風險，雖然巴達維亞當局提議疏濬港道來防止泥沙的繼續淤積，可是大員方面則認為，與其耗費鉅資進行一個無法獲得預期成果的大工程，不如派一艘適合在海上航行的領港船來。
但不管如何，這些方法最終都無法解決大員港先天不良的窘況，大員港內外的航行依舊是風險不斷，只是大員港固然在港灣條件上有其不利的環境因素，但在另一方面其地理位置居於福建往來馬尼拉的航線附近，與澎湖扼台灣海峽具有戰略優勢，再加上嘉南平原的腹地可供發展，因此荷蘭人在諸多考量下，仍繼續以大員作為其殖民核心，即使在1642年將西班牙人逐出雞籠後，雖不時有將重心移往台灣其它港口的提議傳出，但直到1662年荷蘭人被明鄭逐出台灣前，大員港始終扮演著最重要的貿易港角色。
冒險的因子始終在大航海時代處處瀰漫，無論是英雄出征或旅人歸港，在「登船」或「登陸」之間，人們繼續在靠近港口時感受喜悅與恐懼，在生存與死亡的港道之間前進，最後踏上十七世紀福爾摩沙島的這片土地。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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